少年行
解良

1
我第一次出远门时还是半大小子,坐绿皮火车去见老师。
老师来自收音机,说快板书的,名叫王印权,所在的鞍山市歌舞团曲艺队常年下基层演出,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兵。20世纪70年代,人人喜欢文艺,我偷偷听广播学说快板,没录音机,一句一句记,一段一段背,弄来一副竹板呱嗒呱嗒练,居然混入了学校文艺队。
如果我与王老师同住一座城市,我会到歌舞团门口守候,像今天的粉丝一样当面向他表达心愿。但我家住在辽东的一个县城,要乘长途客车到一个镇上转乘火车至沈阳再换乘,辗转几座城市才能到达鞍山。遇转乘延误,到鞍山天就黑了。
我未出过远门,要与王老师接触,唯一的途径是通信。这个念头鼓舞着我,也折磨着我,或者说在锤炼着我。我在心里为第一封信打腹稿,开了头便打退堂鼓,隔一段时间又鼓足勇气,又泄气,反复拉锯,终于将对老师的崇敬及内心的渴望落实到信纸上,斗胆投进了街边的绿色邮筒。信寄走了,我的心像一只飞翔在大海上空的小鸟,没着没落。
那时的孩子接触过的事物太少,未知的世界太大,不能与现今的孩子同日而语。我担心像老师这样的名人不会轻易给一名普通学生听众回信,于是耍了个小聪明,信里夹带五元钱,求他给我买一副竹板,赌他作为文艺界的标兵不能无视这五元钱。
信寄走后,我又开始担心,这不是“挟持”人家吗?若惹得老师反感,一句“因工作忙”即可将五元钱寄回来,不再理我。我在忐忑中等待,不久,欣喜地收到一张包裹单,老师为我买了一副竹板,写来一封信。
一个念头如春芽在我内心拱动,憋了几天后终于向父母开口,我要独自去一座陌生城市拜见老师,需要路费。父母对我整天在家里呱嗒呱嗒打竹板早有耳闻,商量了一下,满足了我的要求,让我带上家里的两瓶酒,为我提供了积极的情绪价值。
我有一点冒失,没有跟王老师约定(两家均无电话),便贸然前往,一路上既兴奋,又腼惧。几经辗转,到达鞍山时已是傍晚,歌舞团(尚不知位置)早下班了,我在铁东旅社住下。次日出门,我内心懦怯,长这么大第一次喝了两口白酒壮胆。时近中午,我辗转找到歌舞团,却扑了空。门卫说,王老师随团到外地演出,几天后才能回来。究竟几天能回来,门卫说不准。我把姓名和旅社房间留给门卫,回到旅社变得无精打采。
快板书演员自誉“千军万马我自己,一个人演一台戏”。我心烦虑乱,不知该如何演下去,是羁滞鞍山,还是乖乖回家?同房间的中年房客与我闲聊,问我来鞍山做什么,我道出实情。这位走南闯北的采购员建议我一定要等,机不可失,深受鼓舞的我决定住下来。等到第三天,王老师出人意料地来到铁东旅社。
此前,我只见过王老师的舞台照,没见过本人,总觉得见面后我会露出一副窘态,将自己不善言辞的弱点暴露无遗。眼前的王老师四十岁上下,精明强干,和气可亲,好像早就与我相识,一见面就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。他刚刚演出归来,风尘仆仆,听门卫说一个外地来的学生已经等他两天了,连家也没回,骑上自行车来旅社找我。王老师的爱人刘兰芳也是曲艺队演员,每次夫妻俩赴外地演出,三个孩子都寄住邻居家或朋友家,演出归来家里有一大堆家务等着他去处理,他却不辞辛苦赶来看望一个还没开窍的毛小子。
在铁东旅社房间,王老师将一个抄写着《特号鞋》段子的笔记本给我留下,叫我将整个段子抄下来,明天去团里给我划气口。见我食宿没有问题,他便匆匆离去。
夜里,我伏在床头柜上一句一句抄写段子,眼前浮现出王老师骑自行车的身影——拿着我寄的五元钱到乐器店柜台挑选了一副竹板(五元钱够不够买一副竹板?我没问过他),再骑上自行车到邮局,拿起针线,将竹板缝在包裹里,写下我家住址,寄给了我。这是一位著名快板书演员应该做的事情吗?我问自己,换成你,你愿意做这种麻烦事吗?第一次见面我就确认了王老师是怎样一个人。
2
“青年战士李铁牛,身高一米九十九。打篮球,别人跳起来往上够,他不跷脚不抬头,手心一翻往里扣,个保个的二分球。”《特号鞋》是王老师创作并演出多场的段子,他毫不保留地“喂”给了我。
喂?外孙女对这个词很好奇。外孙女今年十一岁,是学校广播室小主持人,又是管乐团的小萨克斯手,每次上小课都由我陪她去军乐团辅导老师家。我告诉她,“喂”是行话,即手把手教,如喂一个孩子。
第一次来鞍山,王老师演出归来的次日,他舍弃了在家休假,骑着自行车赶到团里等我,亲口给我说段子,叫我看着抄好的段子,往下捋,一边听一边划气口,遇到俏口、垛口、贯口分别用曲线、直线、双曲线做不同记号,回去照着练习。
再来鞍山,他又教我舞台调度,怎么叙述,进入人物,如何为书中人物进行语音化装。来来去去,我记不清自己往返鞍山多少次,随着岁月的变迁,身份由一名初中生变成一名戍边的士兵。
外孙女学朗诵,学主持,学萨克斯,为了增长才艺,陶冶情操。她以为我也是,我告诉她,我曾梦想当一名专业演员,登台说快板书,演员梦虽然没有实现,却学会了怎么做人。
我初学快板书染上一些业余范儿,喜欢把竹板打得花里胡哨,被观众叫好。王老师郑重地告诉我,快板书首先是说,演员在电台说书不露面,全凭说功;其次是表演,在舞台上要把一段书表演得活灵活现。竹板只是伴奏乐器,不必演快板杂技。他教会我一套板,只打四十秒,他的返场板则是我在剧场看他演出偷偷学来的。他有一本工具书《辙韵常识》,包粉色图画纸书皮,上有他的签名。见我也学习创作,他让我把这本书带走,说:“以后你买到同样的书,再把这本书还给我。”后来我买到一本塑封的诗韵词典寄给他,把他那本《辙韵常识》留在身边。
《特号鞋》说的是一段拥军爱民的故事,我学兵演兵,最后真的成为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一名戍边士兵。入伍前我想与老师合影留念,老师满足了我,未与我拍“师徒照”,而是“并肩照”。我还有一个渴望,即让老师给我的竹板系扣儿。行内演员所用竹板穗带儿拴黑与红两种,穗带系扣儿也不同,代表师承关系和不同门派。王老师是快板书大师李润杰的弟子,从不以师父是谁自居,我也从未与他提起这个话题。临别我求他为我竹板的红穗带拴一个与他竹板同样的扣儿,他满足了我,教会我怎样系这个扣儿。
怎么,你当兵就不能当演员了吗?外孙女问我。
我告诉她,入伍后不久我成为电影组的放映员。每到一个边防连队、一个哨所,我会在电影开映前给战友们说一段快板书,这是我演艺生涯最辉煌的时刻。我在入伍的当年写出一段快板书《练为战》,发表在《黑龙江文艺》上。我仍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进入部队文工团当演员,宣传股长给我说了一段话:“我年轻时一门心思想当电影演员,当王心刚、于洋那样的大明星,有梦想是好事,但是,”他的后一句话经过岁月的沉淀被我视为至理名言,“现实不需要人人都当电影演员。”
离开呼伦贝尔大草原回到地方,我刚二十几岁。20世纪80年代,我进入辽宁文学院作家班学习两年,从此开始文学写作。